公开主要是法律对行政行为程序透明的要求，目的主要在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

[43] 在这个意义上，主权意志须汲取依托个体社会实在而生成的社会意识，推进主权结构的伦理实体化，使其真正实现国家意识、社会意识与个体意志的融贯统一。这一张力的存在，降低了规范的确定性和现实指引效果，以至于那些对立的主张都可以从宪法中找到依据。

其后，1993年和1999年宪法修改，对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分别进行了确认，由此形成了不断完备的精神文明宪法规范体系。它由个体利益驱动，经由公共领域进入民主机制，最终获得民主决策的积极回应予以巩固，渐至形成基于政治信任基础上的积极参与的辐射效应和整体氛围。在此意义上，从家到国，表面上是一个社会整合的自然过程，内在的却是价值生发的同源过程。1.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总目标与文化基本国策 从宪法序言与总纲的规范结构来看，现行宪法价值体系由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的宪法指导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领域的宪法基本原则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宪法目标耦合而成。[26]上述规定为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宪法依据与宪法保障，但散见于宪法各个部分，对应于宪法实施的规范内涵、制度结构和实施机制因此难以明确，仍须深入研究。

革命教化政体的正当性建构，加之在建国时刻阶层政治协商的民主加持，最终确立了新中国的主权结构，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经典宪法的发展脉络中，这一理性、自主和道德自律的公民形象，发端于古典自由主义经密尔阐发的不伤害原则+思想市场思想体系，并经政教分离的思想实践进行了有效性检验，最终构成立宪主义的人文基础，并为经典宪法构造的基本权利体系所守护。以下七章则分别规定各种常见的和重要的行政处理行为的特殊规则。

制定和编纂行政程序法典除了上述重要意义以外，其对于节约立法资源，减少立法成本（一个法典可以取代制定几十上百个单行法律法规），提高行政程序立法效率，以及对于加强和保障我国各领域、各部门、各地方行政法制的统一，避免行政程序法制的相互冲突、宽严不一，防止同样情况、不同对待以及不同情况、同样对待亦有重要的作用。其三，新法和行政程序法典的关系，只能是基本法和普通法的关系，而不是一般新法和旧法的关系，即作为基本法的行政程序法典优于作为普通法的新制定的行政法，而不是作为普通法的新制定的行政法优于作为旧法的行政程序法典。否则，法典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损害，行政程序法典编纂的价值和优势就会随着新的单行行政法的不断出台而逐渐丧失。孔子认为，统治者治国，只应让老百姓按照其政令去做，而不要让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韩非对术也有几乎同样的解释：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也。目前具体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的，则应通过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确定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是覆盖整个行政行为的，如政务公开、政府会议公开、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公开、重大决策举行听证论证、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公平竞争人平等参加行政程序等。

公开、透明、公众参与、集体决策是现代国家治理与传统国家管理的重要区别。其二，在整个国家权力系统中，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最经常、最广泛、最直接打交道的公权力，公民从摇篮到坟墓，在其一生的任何阶段，都要与各级各类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权打交道，都要接受各级各类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和服务，从而，公民的人权和其他各种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都取决于各级各类国家行政机关能否依法正确行使行政权，能否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因此，没有行政程序法，就没有三公，而没有三公，就没有法治政府。公正、公平除了防偏私、反歧视的价值以外，其他价值还有保障人权、维护人格尊严、提高政府公信力、改善官民关系等。

这四种反腐对策和途径，各有所用，各有所长，一个也不能少。行政程序法则是事先、事中把权力控制住，使之不能任性、恣意和滥用，尽可能不让损害、损失发生。有学者主张依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在现有行政法律规范的基础上编制行政法法典，将行政组织法（包括公务员法、编制法）、行政活动法（含行政行为法但又不限于行政行为法）、行政监督与问责法、行政救济法融合为一体，构建最完整的通用行政法典其后果是，一人一票式的主权逻辑遮蔽了作为现代社会底色的文化差异和个体道德差别，消极的价值中立放纵了强势文化对边缘文化的同化，并以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为掩饰。

[17] （三）承认政治模式 现代文化经历了深刻的主体转向，个体的道德意义获得从依赖外在权威转向了内在的道德自主，现代人能否得到道德拯救完全取决于能否与本真的道德相联系。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

以此观之，宪法第24条似乎仅具有宣示意义，其规范性和实践意义有所缺失。而这一立场，是否就必然支持部分国家机构道德干预的合宪性和合比例性？宪法相关条款成为各方辩论援引的基础资源，对其的解释随之成为宪法学的重要课题。

经典的消极自由和有限政府，仅停留于反对王权统治的正当性想象。[28]在宪法理解上，文化基本国策应当作为宪法解释的价值基础，其意义不仅在于为现实争议提供基于规范的权威理据，更可将精神文明建设与现实社会生活相连接，由此拓展精神文明建设在宪法框架下的实施路径。[31]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即是对此类宪法内在义务的表达。争议呈现出两种对立态度，一是以国家道德干预为主旨的国家父爱主义心态，另一则是强调个体道德自主的国家价值中立主张。[43]参见樊浩：《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13]参见前引[7]，哈贝马斯书，第667页以下。

以此观之，精神文明建设与作为西方道德实践主要方式的启蒙，其实有意蕴相通之处。[15]在这一点上，良好的公民自治、社区公益服务、家庭与学校教育，以及作为私人事务的宗教辐射，构成公民教化的社会机制。

现代国家致力于通过正当有效的宪制安排，促成个体道德自主与国家教化的有机协调。[20]这实际上是对自由主义价值中立的实质推进，可视为一种更为彻底的中立，亦是从消极的中立向积极的尊重的深刻转向。

宪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定，在根本法意义上以明确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从逻辑上讲，这一标准源于个体并高于个体，源于社会并高于社会，构成国家的道德目标。

实践争议进一步提出理论需求。[26]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以下。序言第9-11自然段明确了祖国统一、爱国和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精神。（2）以普遍规则超越个体纷繁复杂的情感体验，为处于道德选择困难的个体提供了道德风险最小、且可明确预期的行为规范，从而助力个体摆脱消极无意义的道德自主，赋予个体道德自主与社会秩序彼此协调的积极内涵。

[12]康德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铿锵有力，鞭辟入里，基本塑造了自由主义关于公民德性的结构框架。它是维持个体与国家制度关联的民主审议机制的首要正义议题，亦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所诉诸的社会性机制以及由此架构的个体与国家的沟通桥梁。

[8]参见[德]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3页以下。[9]参见[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75页以下。

当然，精神文明建设以道德教化与价值倡导为主要方式的路径，似乎更为契合个体的社会化进路，也因而在功能上被赋予了更为直接的道德教化期待，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独特性所在。二是设置公民宪法义务。

因此，消除此种误解，首先须澄清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文明何以生成，进而在规范逻辑上对其间所蕴藏的从地上升到天上的宪制结构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方有从天上降到地上的后续实施结构。[44]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和国家意义作了深刻阐述：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据此而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在于培育能够为社会发展奉献的社会主义公民。其深意在于，将公民理性导入政治决策过程，消除公民的政治冷漠，形成政治结构与公民参与的深度对接，由此实现以开放性民主框架锻炼积极公民的价值愿景。

4.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宪法价值体系 在文本上，现行宪法清晰而全面表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主要内容：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教化展示了人民-国家-公民的辩证教化结构。

在宪制结构上，这一方案要求在主权-政体-治理三个维度构建承认政治的制度架构——在共同体形式上，以条约宪政主义容纳不同文化间的主权协商，选择承认文化差异的主权共同体。况且，所谓国家教化，如果被简单视为国家对民众的自上而下道德教化，那么实际上将国家视为高高在上的道德权威，这就自然与作为现代性本质的反权威心态相抵触。

个体是好生活的判断者、选择者和践行者。现行宪法则对多元文化并存及其相互协商进行明确的规定，主要体现为两种对话承认结构：一是不同阶层在爱国统一战线平台上的政治协商（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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