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2007年刘万瑞等诉浙江省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征收案中，浙江省高院认为，一审法院以省政府批准征收土地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驳回刘万瑞等33人的起诉并无不当。

国家监察体系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应遵循这一方法论。[8]本文中所称行政逻辑的主体为执政党，即执政党的执政逻辑表现为行政化治理逻辑。

[14]有读者可能认为在类似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志突然出现且具有迫切性时，全国人大可能还不到定期开会的时间，由其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临时作出授权决定具有相对正当性和合宪性。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从程式上讲，程序思维在具体情境中所采用的价值系统不是随机的，它可以在某一类情境中积累固定的特殊程式，从而防止在运用程序思维时遗漏某一价值。(一)程序思维的描述 从语义上判断，本文中程序的反义词并不是实体或实质，可接近恣意。但是执政党仍然将控制重心和着眼点放在承载权力的机关本身，通过控制机关来达到继续维系其统治秩序的目的。

实际上，改革的顶层设计是难以用具体的要素和维度来界定的，而且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前，对其具体内涵进行界定无异于盲人摸象、管中窥豹，反而背离了顶层设计的初衷。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行政规则也可以为公安机关制定一些强制性适用条款，如在何种情况下应当优先考虑治安调解，不适用治安调解应当作出合理说明等。

如果照搬《民间纠纷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狭隘地将民间纠纷仅界定为发生在公民之间，[⑥]不仅缺乏时代的精神，也是与治安调解的制度定位相违背的。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这四个要件之间相互关联、回应。虽然说当事人可以通过法院寻求解决因违法行为而产生的民事纠纷，但治安调解的采用更能够期待符合实际案件的解决时，私人的请求并非单纯为了个人利益，公安机关应当根据公益的判断而积极地行使裁量权。举重以明轻，公安机关不得单纯地以造成较轻以上的后果而不予适用治安调解。

（3）民间纠纷是否和官方相对的纠纷等。公安机关是否采用治安调解的方式进行处理，在事实上能够影响当事人的重大权益，乃至影响其一生的命运，因此应当秉持良善行政之心，而不得恣意任性。

为了促进治安调解适用裁量的合理化，应当建立与完善行政规则、指导案例和考核评价等制度，实现有效的行政自我规制。[27]公安机关应当更多地考量防患于未然的权重，避免矛盾升级扩大，而非简单地以追究当事人的违法责任或应对上级考核为目的。对于适用治安调解规范、良好的单位与个人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乃至立功授奖，而对于治安调解评价较低的单位与个人（特别是对本可以调解结案的案件予以简单地处罚处理），应当给予相应的批评教育乃至其他负面评价，以切实提高治安调解适用裁量情况在考核评价中的比重。（4）调解过程中办案民警是否足够中立。

[22]如当事人确实不愿意调解处理，公安机关应当充分尊重这种选择。[11] 当为保护和增进公益而进行的法律规制或行政执行，在事实上给特定的或不特定的私人带来一定的利益时，这种利益成为反射性利益。[④]但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不仅案件事实难以认定，由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法定事实要件的解释更是存在困难，进而会影响到行政决定的作出，因此需要对裁量理论在治安调解中的适用进行考察。《工作规范》将民间纠纷定位为公民之间、公民和单位之间，在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等活动中产生的纠纷。

笔者在公安机关的调研过程中，有多地民警也表达了治安管理应当重教育而非处罚的认知，并致力于实践中对此理念的推行。公权力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应对始终对私人自治保持一种谦抑的态度，在某些治安案件中，当事人的自治比公权力介入更加容易达致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和预防混乱产生时，公安机关应当优先采用治安调解的柔性处理方式。

[15]该款在下文中附加了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调解处理：（一）亲友、邻里、同事、在校学生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引起的。如对调解处理更容易保障当事人权利的，而未予治安调解处理，对类似的治安案件有些予以调解处理，而有些不予调解处理。

[28]但是，在治安调解适用中经常存在着各种裁量瑕疵，并在事实上能够影响当事人的重大权益，需要对当事人的权利进行明确[⑩]况且，法律并没有给予行政机关自由或者任意的空间，自由裁量是不存在的，只有合义务的裁量。（一）治安调解适用中的裁量瑕疵 治安调解适用中的裁量瑕疵包括要件裁量的瑕疵和效果裁量的瑕疵两个方面。在效果裁量方面，通过梳理变迁中治安调解制度的功能取向和对可以一词的解读，能够确定一种优先适用的裁量路径。（2本案选择调解处理是否更加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3）当事人是否自愿。[26]但是，基于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对行政权的灵活性、便宜性要求，在立法上不宜予以硬性规定治安调解启动的应当性。

[19]但是，当事人的意愿具有高度的动态性，以民警的主观判断来评价当事人的主观判断，无疑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综合《治安管理处罚法》与《程序规定》等的相关规定，治安调解适用的法定事实要件主要由符合治安调解的案件范围和情节较轻的两个要素构成。

张金玲.治安调解问题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0（8）：76-79. [13] 在以上指标中，权重应当不同，如对某些明显不符合治安调解范围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如果民警予以调解处理，则为不及格。（3）民间纠纷是否和官方相对的纠纷等。

二战后，随着实质法治国家理念的兴起，为了防止裁量权的滥用，裁量一元论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区分要件裁量和效果裁量的命题也受到了挑战。也即公安机关的调解职责并不当然地推论出行政相对人享有要求公安机关必须进行调解的主观权利地位，是否进行调解，需要公安机关在利益衡量的基础上进行决定。

主观公权利的成立不仅包括规定了行政机关应当采取特定行为的法律规定，该规定也至少规定了以保护个人的利益为目的。在具体案情是否可以涵摄于情节较轻的法定要件判断上，首先要考量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以及客观方面的手段与方式，并辅之以被侵害对象与实施侵害行为的时空和后果等。而当事人的请求权在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应当予以厘清。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设定行政相对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启动治安调解的权利，但也未否定行政相对人的请求权。

五、治安调解适用的自我规制路径 在办理治安案件时，公安机关应当充分认识到治安调解的正向价值，积极采用治安调解来化解社会矛盾，而非仅仅关注其实用性价值。只要符合治安调解的适用条件，也可以进行调解处理。

但是，当事人接受公安机关的调解建议后，即享有信赖保护的利益。三、治安调解适用的效果裁量分析 效果裁量分为决定裁量和选择裁量两类，其中决定裁量指是否采取某个措施，而选择裁量是指法律规定了两个以上的措施，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选择其中的一个。

注释: 基金项目：北京市法学会2015年市级法学研究课题青年项目《北京市建立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研究》（BLS [2015]C003）。[③] 辽宁省治安调解结案所占比例分别为2005年的57.95%，2006年的54.84%，2007年的49.69%。

行政裁量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范所设定的范围、限度乃至标准或者原则,按照自己的理解作出判断和处置的方式、方法或者形态。（4）调解过程中办案民警是否足够中立。法律概念的具体化既是解释法律的过程，同时也是价值补充过程，需要在法律概念与事实之间建立一个又一个的媒介概念，最终确定概念与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将法律适用于个案。（一）制度变迁中治安调解的功能取向 建国后，治安调解制度虽然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变迁过程，但其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功能取向却一以贯之。

如公安机关提议治安调解后，当事人既可以同意接受治安调解，也有权拒绝接受治安调解，而公安机关不得强制当事人接受。[38]在某种意义上，指导案例具有行政规则的性质，并对办理治安案件具有相应的约束力。

如对调解处理更容易保障当事人权利的，而未予治安调解处理，对类似的治安案件有些予以调解处理，而有些不予调解处理。对于适用治安调解规范、良好的单位与个人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乃至立功授奖，而对于治安调解评价较低的单位与个人（特别是对本可以调解结案的案件予以简单地处罚处理），应当给予相应的批评教育乃至其他负面评价，以切实提高治安调解适用裁量情况在考核评价中的比重。

虽然个人利益也很重要，但除非在法律上被直接认定为个人权利，否则行政机关的职责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就是间接的关系。如果有效的法律规定不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且至少也是为了公民的个人利益，就应当肯定该项主观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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